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的关系)

admin132022-12-08

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的关系)

作者:万友生

自从李杲在《脾胃论》中提出阴火与甘温除热之说以后,历来大都是从脾胃气虚立论,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但由于在理论上对阴火与甘温除热的认识尚不一致,因而引起不少的争论,这是很有必要的。

 阴火与甘温除热的含义

前人对火分阴阳,虽然大都认为阳火是指心之君火,阴火是指肾、肝、心包 络、三焦与胆之相火。但也有持异议的,如李杲说心火者,阴火也。”因此, 究竟什么是阴火,前人尚无定论。今天看来,火分君、相之名,不仅缺乏必要的实际意义,而且带着极其浓厚的封建色彩,不应仍旧沿用,而应实事求是的就 人身脏腑的生理、病理来探求。火在人身即阳气,而阳气在人身是无处不有 的,故五脏六腑都各自有其自己的火。此火在正常情况下,主要表现为各脏腑 的生理功能活动。由于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心火活动正常,则心神清明,心血 流畅,而人体的上下、内外的一切生机为之活跃,所以古人在当时的封建制度 影响下,比喻它为“君火”而把其他脏腑的生理功能活动的火置于从属地位, 多称之为“相火”。但在“相火”所指的脏腑中,既把肾中命火称之为“相火”, 又承认它是先天之本,生命之根,并指出心火乃命火之焰,则命火自为心火之 根,可见所谓“君火”的心火并不如所说“相火”的命火重要,这就未免主次倒置了。我们应该把人身正常之火看成主要是脏腑生理功能活动的表现,而在 一切生理之火当中,则应以心火为主,命火为根。至于火分阴阳,在生理上,虽 因心居上焦阳位而肾属下焦阴位,大都以心火为阳火,肾(命)火为阴火;但这 既无定论,也缺乏必要的实际意义,且与病理上的火分阴阳的含义不一致。因 为病理上的火分阴阳,是以阳火病性属热而治法宜清忌温,阴火病性属寒而治 法宜温忌清为断的。而心火ช或肾(命)火为病都各自有其阴阳之分,并非心火 病性都属热而宜清,肾(命)火病性都属寒而宜温,也有心火病性属寒而宜温, 肾(命)火病性属热而宜清的。所以李时珍说:“诸阳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 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 从其所说“诸阳火”和“诸阴火”来看,可见所指范围广泛,并不局限于心肾。 因此,火分阴阳,在生理上虽然不必要,但在病理上则是不可混的。还应指出, 火有邪正之分,凡是得其常的正火,都能养人,?内经》所说“少火生气”之火, 即指能够养人的正常之火而言;凡是失其常的邪火都能害人,《内经》所说“壮 火散气”之火,即指能够害人的反常之火而言。由此可知,火无分君、相, 只要它巳病变成“壮火散(食)气”的邪火,就都可称之为“元气之贼”。李杲 《脾胃论》既在《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指出:“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 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又在 《安养心神调治脾胃论》中指出:“《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 焉。’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 也。心脉者,神之舍,心君不宁,化而为火,火者,七神之贼也。”显然,他所说 的“元气之贼”的火,指的就是反常的“壮火散(食)气”的君、相之邪火,并非 指正常的“少火生气”的君、相之正火。由此也可看出,他所说的“阴火”,实际 包括君、相之邪火在内,只是以脾胃元气不足为其主要病源而巳。他又认为, 元气不足导致阴火上冲,而阴火上冲又反过来耗散元气,故有“火与元气不两 立,一胜则一负”之说。这和《内经》所谓“壮火散(食)气”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内经》所谓“壮火”,并非专指阴火,也包括阳火,即壮火为病,无分阴阳,都 是能够耗散元气的。还应指出,邪火有虚实之辨,实火是指火病邪实而正气抗 邪有力者而言,这多见于外感病中;虚火是指火病正虚而抗邪无力者而言,这 多见于内伤病中。内伤虚火为病,有阴阳气血之辨,属于阴血虚的阳火病证, 治宜滋阴养血,多用甘寒清热法;属于阳气虚的阴火病证,治宜助阳益气,多用 甘温除热法。但血之为物,火其形而水其质,体阴而用阳,实属水火结合而成。 故血虚病证又有血阴虚和血阳虚之辨,一般来说,血阴虚的多见虚热证而治宜 滋养血阴;血阳虚的多现虚寒证而治宜温补血阳。但血阳虚证,也有因虚阳亢 奋而现李杲所说“血虚发热”,治宜当归补血汤的甘温除热法的,这又应该归 之于阴火的范围了。虚阳亢奋和虚阳衰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虚阳衰沉 是言其常的一方面,这是因为阳虚则生寒,气不足便是寒,是病理之常,故凡阳 气不足的,一般多见衰沉的阴寒证。虚阳亢奋是言其变的另一方面,其理主要 有二,①脾气虚甚,导致血虚,使气无所附,引起虚阳亢奋,而见脾虚发热的阴 火证;②肾阳虚极,不能潜藏而反浮越,以致虚阳亢奋,而见肾虚格阳的阴火 证。李杲《脾胃论》中的阴火病证,虽然着重在前者,但从他在“肾之脾胃虚” 中所指出的“上热为火,下寒如冰”之证来看,也曾注意到了后者,只是语焉不 详而巳。

李杲在《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中根据《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益)之”的原则,提出了甘温除热之法,创立了补中益气汤之方。他并自作 方解说:“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盛,而乘土位,其次肺气受邪,须用 黄芪最多,人参、甘草次之。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 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以 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胃中清气在下,必 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散解而实其表 也。……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又能助阳气上升,以散 滞气,助诸甘药为用。……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 亏,荣气不营,阴火炽盛,是血中伏火日渐煎熬,血气日减,心包与心主血,血减 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故用辛甘微温之剂生阳气,阳生则阴长。或 曰,甘温何能生血。曰,仲景之法,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能生阴血。更以当 归和之”。由此可见,李杲用补中益气汤方甘温除热,是以黄芪、人参、甘草、 白术为主大补脾胃元气,脾胃元气充足,则心血自生而阴火自降。从其用当归 以养血并创立当归补血汤(黄芪30g、当归6g)治“肌热燥热,困渴引饮,目赤 面红,昼夜不息,其脉洪大而虚,重按全无”的“血虚发热”来看,可见其所说血 虚主要是血阳虚。当然他并没有排除血阴虚的存在,这又可从其所说“如烦 扰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其实生地黄也能直接滋养心之阴血),水旺则心 火自降”看出来,不过这就不能说是主要的了。至其所说“白术苦甘温除胃中 热”,当然是指虚阳亢奋的胃中虚热,而非邪火炽盛的胃中实热。又从其引以 升、柴而上升脾之清气,理以陈皮而下降胃之浊气来看,可见其所说“胃中清 气在下”和“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就是脾不能升清而反下陷,以致清气 在下,胃不能降浊而反上逆’以致浊气在上,于是形成升降失调、清浊混乱的局 面。因此,必须在用黄芪、人参、甘草、白术、当归补气生血的同时,辅以升麻、 柴胡、陈皮升清降独,才能达到甘温除热的目的。♛否则,但予补气生血,而不升 清降池,则必更使清浊壅滞;但予升清降浊,而不补气生血,则必更使气血耗 散。综观上述,可见补中益气方的全部作用,是以大补脾胃元气为主,并在补 气生血的同时升清降浊。正由于本方具有补气生血和升清降浊的作用,气足 血生,则心之虚火自降,清升浊降,而胃之虚火亦平,故为脾胃元气不足导致阴 火亢盛的甘温除热的主方。但应指出的是,甘温除热之法并不局限于补中益 气汤方,必须扩大眼界去认识它。因为阴火为病,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就其 主要病机来说,既有属于脾气虚而宜用补脾益气的甘温除热法的,也有属于肾 阳虚而宜用温肾回阳的甘温除热法的。前者如用炙甘草配合人参、黄芪、白术 等组成的补中益气汤方之类;后者如用炙甘草配合附子、干姜、肉桂等组成的 通脉四逆方之类。二者虽有补气和补阳的缓急轻重不同,但都属于甘温除热 法的范围。

  

4.蔡阿新霍乱,腹痛水泄如米汤,呕吐清水,食不得人,呃逆,四肢厥冷, 手指白胖,汗泄淋漓,旋即目陷肌削,气急失音,咽痛口渴,面赤烦躁,欲坐卧泥 水中,舌苔灰白黏滑,脉沉微。顾振呼急投通脉四逆汤(用生附子)加猪胆汁, 服后烦躁渐定,四肢渐温,汗收呃止,咽痛缓,面赤退,脉渐出。但未及半时,脉 又双伏,烦躁复作,乃于原方加人参速煎冷服,并于脐部贴回阳膏后,病始渐 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

5.周禹九伤寒五日,发热须三、四人摇扇取凉,中痛呕逆,约人即吐,脉寸 空大,关尺虚小。马元仪谓此证大汗一出,即不可救。急投白通汤加人尿、猪 胆,服后呕逆遂已,寸脉平,关尺起。继因中痛未除,而且口燥脉实,乃改用承

气汤,下后周身发斑,两颐发肿,更进黄连解毒汤而愈。(《续名医类案》)

6.鲍坤厚病已半月,头痛如劈,汗出不止,神昏谵语,牙关紧急,脉两寸独 鼓,关尺虚微。马元仪急用白通汤加猪胆人参灌服,次晨即神志清爽。继用四 逆汤加人参、白术、肉桂,连进四剂而安。(《续名医类案》)

少阴阴盛格阳证的病机,是因肾中阳虚已极,微阳不能内守,向上向外飞 越而形成。它所表现的虚阳飞越的假热之象,是属阴火亢盛所致,也可纳人李 杲所谓阴火病证的范畴,并应与其所谓脾虚阴火病证进行对照研究。应该看 到,脾虚阴火病证和肾虚阴火病证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又有一定的联 系。如李杲说脾胃病始为热中,“末传寒中”以致“寒水来复火土之仇”,而现 “上热如火,下寒如冰”之证,就显然是由脾虚阴火病证发展成为肾虚阴火病 证。又如柯韵伯所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此太阴坏证 转属少阴之证”,也显然是说少阴阴盛格阳证是由太阴脾脏虚寒坏证变成。 这也可以第4例太阴霍乱转变为少阴格阳的治验中获得证明。这是因脾为后 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后天之本的脾要靠先天之本的肾来抚育,先天之本的 肾要靠后天之本的脾来供养,二者具有母子关系的缘故。正因为命火生脾土, 命火衰微,脾阳必弱,故少阴阴盛格阳证的病机大都包含着太阴脾脏虚寒在 内。也正因此,《伤寒论》中的温壮肾阳的主方四逆汤也能温壮脾阳,它不仅 是少阴病的主方,在太阴病中也明确地指出:“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 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所以上述六例格阳病证治验,不仅大都用了四 逆汤,而且第2例和第6例还都加了人参、白术,寓理中汤于四逆汤中。但又 应该看到,当脾虚阴火病证“始为热中”时,由于尚未损及肾阳,命火仍安其 位,故其病不如肾虚阴火病证危重。只是发展到“末传寒中”后,才由脾及肾, 而出现包括脾虚在内的肾虚阴火病证。这就非补脾益气升清降浊的补中益气 汤的甘温除热法所能胜任,而必须温肾回阳引火归元的通脉四逆汤的甘温除 热法才能奏功。这里还须深入讨论的是,不少前人认为,少阴阴盛格阳是由外 因寒邪直中少阴,以致阴盛于内格阳于外而成的,但少阴阴盛格阳的发生,并 非决定于外因,而是决定于内因。即因体内少阴阳衰已极,以致阴寒太盛,微 阳不能内守,而上飞外越所致。纵有外因寒邪入侵,也只是发病的条件,而非 发病的根据。这也可以从上述吴缓所说的:“伤寒传变,误服凉药,攻热太过, 其人素本肾气虚寒,遂变阴证,冷甚于内,逼其浮阳之火发于外”看出来。必 须指出,在内伤杂病中也能见到少阴阴盛格阳证,例如有一位西医学习中医班 的同志在临床实习短期内,就碰到一例肺源性心脏病的少阴阴盛戴阳证,其人 面赤如醉,肢冷如冰,咳喘痰多,胸部憋闷,脉沉微细。病情危急,经他大胆采 用四逆加人参汤后,迅速转危为安。肺心病属内伤杂病,它之所以发生戴阳之 证,显然不属于外感伤寒的范畴,而是由于内伤造成少阴阳衰阴盛所致。如赵养葵所说的:“平日不能节欲,以致命门大衰,肾中阴盛,龙火无藏身之地,故 游于上而不归”,即指此而言。因此,比较全面的看法是,少阴阴盛格阳(戴 阳)之证,既可见于外感伤寒的急性疾患中,也可见于内伤杂病的慢性疾患, 而且主要是以内因少阴阳衰阴盛以致格阳作为发病根据的。

少阴阴盛格阳证的治法,也和上述脾虚阴火证一样宜用甘温除热法。如 张景岳说命门阴胜,则元阳畏避,龙火无藏身之地,故致游散不归,而为烦 热格阳等病。凡善治此者,惟从其性,但使阳和之气,直人坎中,据其室而招之 诱之,则相求同气,而虚阳无不归原矣。故曰‘甘温除大热’正此之谓也。”只 是脾虚阴火属于气虚之热,宜用炙甘草配合参、芪、白术等组成的补脾益气的 甘温除热法,如补中益气汤等;而肾虚阴火属于阳虚之热,宜用炙甘草配合附、 桂、干姜等组成的温肾回阳的甘温除热法,如通脉四逆汤等。通脉四逆亦即大 剂四逆汤,此方即以炙甘草配合附子、干姜而成的温肾回阳的主方,方中附子、 干姜虽属大辛大热之药,但同炙甘草配合,则属甘温之剂。它不仅对少阴阴盛 阳衰的无热恶寒、蜷卧欲寐、四肢厥冷、脉沉微细之证具有“益火之源以消阴 翳”的作用,而且对少阴阴盛格阳的里寒外热之证,有引火归原以除其热的效 能。成无己所说“与通脉四逆汤散阴通阳”,则是从外感寒邪直中少阴以致阴 盛于内格阳于外而言,认为此方是散内侵的寒邪而通外格的阳气。这样注解 是有语病的,因为少阴阴盛格阳是大虚证,必须大补回阳,才能挽救危亡。其 身热面赤等假热证’都是虚阳浮散之象,治法只能收之使其内固,而决不可散 以促其外脱。然虽“散阴”并不等于散阳,但格阳证的阴寒内盛,也只能从内 温而不能从外散。尽管“散阴”也可以从“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阳光普照而 阴霾四散”来间接理解,但这对以回阳为急务的格阳证来说仍然是有语病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此语容易造成误解,事实上至今还有人认 为治疗少阴格阳证要在温里回阳中兼发表。必须明确,通脉四逆汤是温肾回 阳补而不散之方。如陈修园说四逆汤以生附配干姜,取其开辟群阴,迎阳 归舍,交接十二经,为斩旗夺关之猛将,而以甘草为主者,从容筹划,所以尽其 将将之能,此峻剂中之缓剂也。若倍加干姜,则为通脉四逆汤,以此时生气巳 离,亡在顷刻,若以柔缓之甘草为君,岂能疾呼散阳而使返耶?故倍用干姜,而 仍不减甘草者,恐散涣之余,不能当干姜之猛,还借甘草以收全功也。”由此可 见,通脉四逆汤治少阴阴盛格阳证,是力求“迎阳归舍”而唯恐“散阳不返”的。 但陈修园只看到通脉四逆汤在四逆汤基础上倍干姜为三两,而忽略附子是用 大者一枚破八片,炙甘草也有作三两者。因而对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的对比 分析并不尽然。两方在《伤寒论》中药味排列尽同,只是量有大小,力有强弱 而已。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人参大补元气在阴火病证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 能够大补后天元气以治脾虚阴火病证,也能够大补先天元气以治肾虚阴火病证。所以上述第1、2、4、6例格阳证都用了人参。尤其是第2例特别强调指出 “凡服参至五斤而愈”,充分显示了它的重要性。还应指出的是,肉桂性味大 辛大热而甘,为温补命火以引火归源的良药,更适宜于肾中虚阳浮散不归的格 阳证。故第6例格阳证,马元仪用四逆汤加人参、白术、肉桂,不但寓理中汤于 四逆汤中,而且以肉桂配附子加强其回阳的作用。

  少阴阴盛格阳证还须同下列两证进行鉴别:

1.必须把少阴阴盛格阳证同阳明热深厥深证区别开来。《伤寒论》阳明 病多见实热证,少阴病多见虚寒证。阳明热极而反似寒(或称阳极似阴、阳盛 格阴)的,如热深厥深的真热假寒证,治宜白虎、承气清下胃热;少阴寒极而反 似热(或称阴极似阳)的,如阴盛格阳的真寒假热证,治宜白通、通脉温肾回 阳。二者在临床上辨证稍有疏忽,必致误治而危及病人生命。从上述六例阴 盛格阳证来看,身大热、汗大出、不恶寒、反恶热、面赤烦躁甚至狂躁、口燥渴欲 冷饮、神昏谵语、头痛如劈、脉洪大等症都很显著,酷似阳明热极之证。这就无 怪乎第1例徐国桢案中“一医汹汹急以承气与服”了。但本证如能细心审辨, 是不难见微知著的。如第1例虽身热面赤大燥卧地更求人井,但口渴索水到 前复置不饮,脉洪大而重按无力;第2例虽面赤狂躁时索冷水,但脉洪大而按 之如丝;第3例虽发热口燥烦躁不眠,但脉则沉微;第4例虽面赤大汗烦躁坐 卧泥水中咽痛口渴,但四肢厥冷而脉沉微;第5例虽身大热恶热须三、四人摇 扇取凉,但脉则寸浮大而关尺虚小;第6例虽头痛如劈汗出不止神昏谵语,但 脉则寸浮大而关尺虚微。这和真正阳明热极的口燥大渴喜冷而引饮不止,脉 洪大而充实有力者相比,是相似之中不大相同的。同时也和阳明热极似寒的 身热肢厥而脉滑的热厥证有别。虽然热厥重证的体厥脉伏和第4例格阳重证 的肢厥脉伏似难鉴别,但前者必热闭无汗’按其心胸必灼热烫手,舌苔必黄燥 或焦黑;后者则因阳亡于外而汗泄淋漓,阴盛于内而舌苔灰白黏滑,且如按其 心胸必不灼热烫手,仍然可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阳明热极和少阴寒极虽然 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病机,但在一定条件下ศ,它们又可以互相转化。即阳明热极 之证可以由阳转阴而变为少阴寒极之证;少阴寒极之证可以由阴转阳而变为 阳明热极之证。这就是第5例少阴阴盛格阳证经用白通汤峻温回阳后又出现 承气汤证以及黄连解毒汤证的理由所在。

2.必须把少阴阴盛格阳的“内寒外热”证同太阳与少阴同病的“内寒外 热”证区别开来。太阳与少阴表里同病的“内寒外热”(或称“太少两感”),即 既有寒邪在太阳的表热(指发热)证,而同时又有寒邪在少阴的里寒证。本证 治法有宜先温其里的,如《伤寒论?太阳病篇》所谓“病发热头痛,脉尽沉,若 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是其例。太阳病发热头痛身痛的脉当 浮,若脉不浮而反沉,则是由于太阳之里的少阴阴盛阳衰所致,其脉必沉而微细,且多伴有蜷卧欲寐等症。从其所谓“若不差”来看,可见病经多日不解,以 致少阴里虚已甚,故当先用四逆汤急救其里。因为少阴阳虚已甚,是只能温里 而不能发表的。当然,在用四逆汤温里之后,少阴里证缓解,而太阳表证仍在 的,自当按照《伤寒论》表里同病而里虚较甚的治疗原则,先用四逆汤救其里, 而后用桂枝汤解其表。但在临床实际中,也有在用四逆汤温里后表证随解的。 本证治法还有宜在温里中兼发表的,如《伤寒论?少阴病篇》所谓“少阴病,始 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是其例。少阴病脉沉(微细),大 都伴有身寒肢厥蜷卧欲寐等症,本当不发热,若反发热的,则是由于少阴之表 的太阳外感寒邪所致,其发热多兼头痛身疼。从其所谓“始得之”来看,可见 病属初起,少阴里虚未甚,故可用麻黄细辛附子汤,以附子温少阴之脏、细辛温 少阴之经,同时并以麻黄发太阳之表,共奏表里双解之功。上述第3例初病 发热脉沉微,马元仪拟投麻黄细辛附子汤,就是按太少表里同病论治。但因 当时人多疑之’而拒服其方,并据口燥烦躁不眠之症,别用寒凉滋解之法,更 伤少阴阳气,以致阴盛格阳,脉由沉微而变为虚散,最后仍由马元仪改用四 逆汤治愈。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内寒外热”证治是似同实异而不容混淆 的。近时有人认为治疗少阴格阳证宜在温里回阳中兼发表,从其所举治验 来看,多属太少两感表里同病的“内寒外热”,而非少阴阴盛格阳的“内寒外 热”。也正因此,才可在温里中兼发表,并不须用大剂。否则,不但严禁发 表,而且也非轻剂所能取效。

又少阴阴盛格阳证虽然也可纳人虚脱证的范畴,但又和一般临床常见 的亡阳或亡阴的虚脱证不同,如亡阳虚脱,多见面色苍白,身寒肢厥,冷汗如 珠(味淡不黏),脉沉微细等症,宜用参附龙牡汤等温补阳气以救脱;亡阴虚 脱,多见面色潮红,肢体尚温,热汗如油(味咸而黏),脉浮虚散等症,宜用生 脉散敛补津气以救脱。而少阴阴盛格阳证,虽似亡阳虚脱而身热面赤有异, 虽似亡阴虚脱而四肢厥冷有别。至于肾中阴阳两虚,阴不潜阳,阳不守舍,以 致虚阳浮游的肾虚阴火为病,治宜附桂八味丸方温滋并用以弓丨火归源之证,也 和肾中阳虚而阴尚未虚的格阴证,而治宜通脉四逆汤方,温壮肾阳以引火归源 者不同。因为附桂八味丸方是在滋阴降火的六味地黄丸方的基础上加附子、 肉桂以温补肾阳而引火归源,它不但不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方(有些前 人认为,“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宜用附桂八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宜用 知柏八味丸。后者尚是,前者则非),更非甘温除热之剂,且对火衰水盛者来 说,二阳难胜六阴,徒见火源难受益而阴翳更难消罢了。由此可见,少阴阴盛 格阳证是不可妄投附桂八味丸方的。而附桂八味丸方所主治的必须是既有阳 虚又有阴虚的虚阳浮游的肾虚阴火病证。张景岳所制镇阴煎方,也是从附桂 八味丸方套来,其所主治的吐赃不止、手足厥冷、六脉细脱之症,亦属肾中阴阳

两虚而阴火向上冲逆所致,故宜其方温滋并用以引火归源(后人加入童便,其ฅ 效更著)。

  综合上述内容,主要是:

1.“在阴火与甘温除热的含义”中,讨论了阴火病性属寒而治法宜温忌 清,它和阳火病性属热而治法宜清忌温者相反。甘温除热法,不仅指炙甘草与 参芪等组成的补中益气汤等方,也指炙甘草与姜附等组成的通脉四逆汤等方。

2.在“脾虚阴火证与甘温除热法”中,讨论了脾虚阴火为病的气虚导致血 虚和脾胃升降混乱的病机以及补中益气汤的甘温除热法的补气生血和升清降 浊的作用。并举治验九例谈了自己的临床体会,指出脾虚阴火的表现,既有通 身发热的外热证,也有胃中灼热的内热证;甘温除热法不仅能除脾虚阴火的外 热证,也能除脾虚阴卐火的内热证。而且脾虚阴火病证还有由他脏病影响而成 的,仍当以补脾益气为主,甘以除其热,不能不作具体分析地援引“安五脏即 所以治脾胃”之说,而以治他脏为主,置脾胃于不顾,或把脾胃放在次要位 置上。

3.在“肾虚阴火证与甘温除热法”中,讨论了少阴阴盛格阳证的病机,主 要是肾阳虚极,阴寒太盛,以致微阳不能内守,而上飞外越,它既可出现于外感 伤寒的急性病中,也可出现于内伤杂病的慢性病中,并指出少阴阴盛阳证的主 方通脉四逆汤属于温肾回阳以引火归源的甘温除热法。它和温滋并用以引火 归源的附桂八味丸方的作用不同,这不仅由于附桂八味丸方不属于甘温除热 法的范畴,更主要的是因它只能治肾中阴阳两虚,阴不潜阳,阳不守舍,以致阴 虚阳浮之证,而不能治肾中阳虚而阴尚未虚的阴盛格阳之证。